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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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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西周法律思想變遷史
時間:2018-07-17 16:12:51    作者:宣天    來源:中國審判網

西周早期的青銅禮器大盂鼎被廣泛稱作“國之重器”,與毛公鼎、大克鼎均出土于晚清時期,并稱晚清“海內三寶”而聞名于世。大盂鼎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與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大盂鼎銘文展示了由殷商到西周早期的法律思想轉變情況,是研究西周法律思想的重要史料。

大盂鼎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之一,又稱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造型雄偉凝重,紋飾簡樸大方,腹內壁有銘文19行共291個字,記載了周天子康王對大貴族盂的訓誥以及賞賜他眾多財物的命令。

銘文大意為:康王向盂敘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認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業績立國,主要是由于其臣屬從不酗酒,每逢祭祀認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誡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誥示之后,康王又賜給盂車輿、馬匹、衣服、酒食等物品,并賞賜給盂1700名奴隸。銘文中說明盂作此鼎也是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鑄鼎將康王誥示這件事記載下來。

大盂鼎銘文雖短短291字,有學者認為,銘文反映了由殷商到西周早期的法律思想變遷,是研究西周法律思想的重要史料。

從“天命”“天罰”到“以德配天”

銘文開頭就是“王若曰:‘盂,不(通“丕”pī,訓為大)顯(訓為明)王受天有(通佑,保佑)大令(命)……’”,大意為,王這樣說:偉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這句話是康王對盂的訓誥,體現了康王對夏商時期神權法思想的繼承。

夏商時期的奴隸主階級極力宣揚“天命”“天罰”等神權法思想,將個人意志披上神意的外衣,并付諸法律。所謂“天命”,就是上天選擇統治階級的統治行為,人們應該無條件服從統治者的統治。其實質就是給統治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謂“天罰”,就是在神權法思想下的刑罰觀。奴隸主為了自己的統治,將刑罰的實施說成神的意志,實質就是利用神權對被統治階級進行欺騙。《尚書?商書》和《詩經?商頌》兩本書就記述了商朝濃厚的“殷人尚鬼”神權法氣息。《禮記?表記》中提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

到了西周初期,“天命”“天罰”的思想為統治者所用。據《史記》記載,武王伐紂是“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但是西周初期的統治者對這樣的“天命”“天罰”的神權法思想并不是簡單的繼承運用,而對這個思想進行了很大的變革。這一變革正體現在大盂鼎銘文之中,即“丕顯文王受天佑大命”。

為何此處要提及“文王受天命”呢?因為周武王滅商建國,西周代商的合法性問題尚未解決,因為商民百姓尊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即商王代天治民,而周武王伐商也是“共行天之罰”,那這兩個天命就沖突了。為了讓商民認可周的天命,康王反復叮嚀盂周朝的立國之本及盂在治理百姓的時候所要遵循的原則,就在大盂鼎的銘文中體現出來了,即效法文王,克明敬德。

武王滅商后,周的歷代統治者在繼承夏商奴隸主“天命”“天罰”思想的基礎上,認為夏商亡國的經驗需要摒棄,即“天命”來源于使民心順服的“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文王的“德”就是敬天、篤仁、保民、禮賢下士。《史記?周本紀》載,“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賢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至此,西周統治的法則就由前朝簡單自負的天命觀發展到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

從“寬法保民”到“明德慎罰”

大盂鼎銘文中有“敏諫罰訟”的提法,中國現代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陳夢家認為,“敏諫罰訟”可解釋為“明德慎罰”,這也是西周初期明德慎罰思想見之于金文的表述之一。在康王時期,審判獄訟所遵守的就是這一原則,這個原則也是西周初期統治者們在吸取殷商亡國的教訓,總結文王以來的審判訴訟經驗和觀念而得來的,并由此而為后世所秉。

《尚書?康誥》中提到,“明德慎罰”的總原則是:“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明德慎罰是對殷商“帝罰”“神判”思想的革新,雖然商初統治者奉行的是“寬法保民,網開一面”的法律原則,但其核心思想是“天命”“天罰”。隨著商王朝國力日益強盛,商統治者自命為天子,忽視民眾存在為所欲為,自此“天罰”變為“帝罰”。商紂王在位時,背離先人,濫用酷刑。而后武王伐紂,進入商都后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矩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南宮括就是大盂鼎銘文中提到的盂的先祖“南公”,散財目的在于收買人心。

任何一種思想形態在不同的社會階段都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明德慎罰思想在周朝的變化也不例外。

《尚書?多方》記載,周公旦“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這是歷史文獻中“明德慎罰”觀點最早的出處。周公旦總結商朝歷代明君的德政,旨在為西周諸侯樹立典范。出于穩固政權的需要,周初的明德慎罰是建立在保民、明德的基礎之上的,敬民保民、維護民本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隨著王朝的日漸鞏固,明德慎罰的思想也在演進。文王武王之際“虞、芮之爭”,請除炮烙;武王軍隊進入商都時釋放刑獄,進行審判處理;康王之際,明德慎罰已成為獄訟事務的普世原則。具體地說,自文王至康王的原則依次是區分故意與過失,區分慣犯與偶犯;法用惟一,不可令出多門;司法原則顯明準確;慎罰慎刑;嚴格依法斷罪,不可隨意變動。

從上述說法來看,明德慎罰是對民眾的尊重。但也有學者認為,周朝后期,明德慎罰已經演化成統治階級的政治手段,越來越向民本主義的對立方向發展,以維護君本為其終極目標了。

總體來說,“明德慎罰”就是教化和刑罰相結合,即從德治主義出發,先德后罰,先教后殺,以刑罰鎮壓達到德治的目的。周朝統治者重視犯罪的預防,強調教化的作用,以“明德慎罰”指導立法與司法活動,比之于夏商的“天罰”“神判”無疑是我國古代立法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

從“沉迷于酒”到“以法限制飲酒”

大盂鼎銘文提到,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于沉迷于酒。商周兩朝對于酒的不同態度是商亡周興的原因。殷人善飲,殷初節制飲酒作樂的行為,在祭祀時才會有大的飲樂活動,并制定了嚴格的官刑。但商紂王“好酒淫樂”,敗壞先祖法令,以致亡國。正如大盂鼎銘文中康王對盂的訓誥,西周天子大臣視飲酒作樂為洪水猛獸。西周有規定,只在祭祀時才可以有限制地飲酒,而平時的日常生活中飲酒作樂或群體飲酒的話,則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甚至要承受極刑的懲罰。

西周官員對于酒的認識,不僅是酗酒會破壞道德層面,他們認為釀酒需要糧食,酗酒是對糧食的浪費,進而導致糧食稅的增加,而民以食為天,酗酒就會動搖國本。這也就是飲酒與國家興亡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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