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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聽”—中國古代判官的審訊藝術
時間:2018-08-10 11:26:07    作者:宣天    來源:中國審判網

中國法院博物館的古代審判展廳中,介紹了一種名為“五聽”的審判方式。“五聽”即“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是運用察言觀色的方法,通過考察當事人的心理活動,揭露犯罪事實,平反冤屈的審訊方式,在中國古代司法審判中經常使用。

“五聽”的歷史演變

“五聽”形成于西周時期,最早見于《尚書?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其中“五辭”即“五聽”,就是在審判活動中,原、被告雙方都到齊后,司法官員須通過五個方面來考察判斷他們陳述的真偽。

《周禮?秋官?小司寇》對“五聽”的方式作了具體解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辭聽”就是察其言詞是否不直,不直則理曲,直則理正;“色聽”就是察其顏色,理曲則色變,理直則色不變;“氣聽”就是察其呼吸,理曲心虛則呼吸急促,理直則呼吸正常;“耳聽”即察其聽覺,理曲則惑,理直則不惑;“目聽”就是察其眼神,理曲則失神,理直則坦然。通過辭、色、氣、耳、目五方面的異常變化,觀察當事人的內心活動,以求得實情。因此,“五聽”作為一種審訊方式,注意對當事人心理活動的觀察,具有濃厚的心理學色彩。這比起夏商時期常用的單純依靠神明證據及刑訊逼供的審訊方式,無疑是一大進步。

秦朝時的司法官員非常重視當事人的言辭,審判官通過“五聽”的運用,并結合反復審訊或刑訊的辦法,將案件真相查出,作出合理裁斷。《秦律》規定凡獄訊“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如果供詞矛盾或情節陳述不清,可以反復訊問。漢朝對被告進行審訊,稱作“鞫獄”,并沿用“五聽”之法。

唐朝在法律中要求司法官員斷獄時必須運用“五聽”的審判方式。《唐律疏議?斷獄》規定:“諸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拷訊。”《唐律疏議》予以注解云:“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征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后拷掠。”意即先認真聽取原、被告雙方的陳述,再通過驗證物證的方式,如有出入就上刑罰。宋朝審訊運用“五聽”的方式與唐朝類似。

明朝要求司法官員在審判時“觀于顏色,審聽情詞”。《皇明制書》中提到:“其詞語抗厲,顏色不動者,事理必真,若轉換支吾,則比理虧。”清朝也繼續使用“五聽”的審判策略。《大清律例》規定:“凡獄囚徒流死罪,各喚囚及其家屬,具告所斷罪名,仍取囚服辯文狀。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為詳審。”

“五聽”在審訊中的運用

“五聽”作為我國古代的主要審訊方式,在司法案件中多有應用。《列子?說符》篇記載,晉國多盜,請郤雍去捕盜,郤雍采用察顏觀色的辦法,通過對被告眉睫之間的觀察便能查其實情,百無一失。《韓非子?難三》篇也記載: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哭聲,便停車聽了一會兒,派官吏將她抓起來審訊,果然是一個謀殺親夫的罪犯。事后有人問他是怎么知道的。子產說,凡人對于他們的親人都是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但這個婦女的哭夫聲不哀而懼,所以知道其中定有奸詐之情。這兩個案件,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早期運用“五聽”方法破案的典型案例。

“五聽”在中國古代審訊中的運用主要有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通過“五聽”察言觀色的方法辨誣雪冤。《明會要》載:明朝建文帝為太孫時,官兵捕獲盜賊七人,他對七人仔細觀察之后,對太祖朱元璋說,只有六個人是真盜,另外一個人是被冤枉的。經審訊之后果然如此。太祖問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回答說,《周禮》聽獄,色聽為上,此人眸子了然,顧視端詳,肯定不是盜賊。這一記載,雖有夸張之處,但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這一方法在辨誣雪冤中的作用。

第二,運用“五聽”證實罪犯的犯罪事實。在許多案件中,盡管罪犯的疑點很多,但由于缺乏確鑿的證據,難以定案。在這種情況下,運用“五聽”察言觀色的方法,對罪犯施加心理壓力,往往能出其不意,迫使罪犯供認犯罪事實。在清末吳趼人的《我佛山人筆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案例:清苑縣有兄弟二人各自分居,弟婦為謀奪弟之家產,在食物中放了毒藥,不料兄子即侄子因腹饑先食,中毒而死,弟婦便又轉誣是侄媳謀殺親夫。由于證據不足,當事人又屢供屢翻,因此積三年不能定案。直隸總督要求某知府重審,知府在經過初步調查后,于第二日再審時,充分運用了“五聽”察言觀色的方法。他先對眾人說:“昨夜我夢見死者對我說:‘兇手不是我的妻子。殺我者,右手掌變青,白睛色變黃。’”說完,以目環視眾人,然后指著弟婦說:“你就是兇手,我說‘殺人者右掌變青’的時候,旁人皆神色自若,唯獨你卻急視手掌,這是你自己招供了;我說‘殺人者白睛變黃’的時候,旁人神色自若,唯獨你丈夫急忙看你的眼睛,這是你丈夫替你招供了,你還有什么可抵賴的!”弟婦驚慌失措,連忙招供了犯罪事實。事后知府對人說:“我破此案并非神明,僅僅是運用了‘察言觀色’四字訣竅罷了。”由于年代已久,又沒有其他確鑿的證據可以佐證,知府便利用了罪犯心理上的弱點,通過察言觀色,在罪犯心理失去平衡并形于顏表之際,出其不意地指出罪犯。

“五聽”的合理性與局限性

“五聽”能夠得到歷朝歷代司法官員的認可,說明其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第一,“五聽”符合現代心理學的邏輯。“五聽”要求古代司法官員在審理案件時,親自坐堂問案,面對面地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并觀察其表情和神色。“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這與心理學中“心理刺激與生理反應對應伴生關系”相暗合,即只要有某種心理刺激就會出現相應的生理反應。審判官就可以通過這些不同的生理反應來推斷原、被告雙方是否在庭審中說了實話,再運用一些審訊技巧,進而比較分析和綜合判斷,準確查明案件事實。

第二,“五聽”符合審判的直接言詞原則。直接言詞原則是指法官親自聽取雙方當事人、證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當庭口頭陳述和法庭辯論,從而形成案件事實真實性的內心確認,并據以對案件作出裁判。“五聽”要求原、被告雙方都應在場,法官親自審理,以人的感性認識為基礎,進而上升為理性認識,運用事理、情理和邏輯推理對案件事實進行判斷。這是直接言詞原則在我國古代審判中的最早嘗試。

第三,“五聽”體現了對古代司法官員職務行為的高標準嚴要求。“五聽”要求司法官員具備較強的觀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以口供為主要定案證據的古代,“五聽”是獲取案件證據的重要形式,司法審判官員必須通過對原、被告雙方的種種表現,尋找蛛絲馬跡,進而找到案件的突破口,“體察民情,通曉風物”,做到準確判案。

但與其他法律制度一樣,“五聽”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五聽”制度過于強調司法官利用察言觀色作出判斷,缺少相應的實物證據相印證,具有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導致主觀擅斷。其次,“五聽”過于強調口供的價值以及破案效率,容易導致刑訊逼供。這在歷史案件中多有體現,一旦所謂的犯罪嫌疑人不服判決,動輒鞭笞刑訊,往往造成冤假錯案。最后,“五聽”對于司法官員素質的高要求,與司法官員準入門檻的專業程度有出入。古代科舉考試對于司法斷案的專業能力缺乏考查,繼續教育與培訓機制也并不完善,所以司法官員的水平參差不齊,就會使得“五聽”并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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