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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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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已遠的歷史印記
——漫談傳統法律文化視野中的舊時天津司法審判
時間:2014-11-03 09:51:50    作者:余正瓊    來源: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一、引子:追尋已遠——做傳統司法文化的燃燈者

1.水流云在,其實歷史從未走遠

筆者所在法院坐落天津老城廂南馬路,自明永樂二年(1403年)天津筑城建衛始,司法審判活動就集中在此地,已經歷時六百余載。清末洋務運動風起云涌,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西狩”后發布的“變法詔”,天津得風氣之先,旋即成為近代中國改革的“實驗場”、“司法改革”的先行地。1907年,中國第一個現代法院——直隸天津地方審判廳在南馬路誕生,(新中國后市民稱其為“南馬路老法院”)。從此,浸潤著天津地域風格的天津近現代司法審判次第在這個老院落里得以展現。為銘記先賢先驅、審思其百年風雨歷程,筆者所在法院以“南馬路老法院”的人物、事件為線索,展開“中國第一個現代法院誕生地歷史變遷”的歷史紀事。

2.滄桑艱難,蹣跚而行的法治之路

剝開表層的王朝浮華和市井喧囂,審視如淵如河的中國歷史,必須承認,古老的中華大地雖然從來不缺乏司法文化,但似乎獨獨缺失了法治傳統、法治精神。伴隨著“皇權至上、法政合一”的制度設計,淹沒了法官這個職業以及司法本應獨具的社會功能。似乎預告了未來中國法治之路的滄桑與艱難。

自文明之初,中西方文明相互守望,各領風騷。然治國理念、司法典籍等諸多方面卻如陰陽兩極,東西相峙。五千年后西風勁吹下的一場中西猝遇,則局面慘不忍睹,讓國人痛定思痛,開啟了探求與現代文明同軌相合的曲折求變之路。為此而為的清廷為改制而改制的舉措倉促和民國初期中指向“收回領事裁判權”的改革操切,給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革留下了種種遺憾,其中的顯缺誘發甚至激化了現代司法與中華法文化傳統融合中的重重矛盾,種種激蕩綿延至今。面對歷史留下的苦痛隱疾,民國的諸多司法先賢以“淵然而見,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奮然而起”(當代國學大師錢穆語)的敏感和驚覺,極其深刻地著文,既記載下了他們面臨的這一沖突與矛盾,苦痛和思考,也道出了追求社會進步、法治昌明的期盼。而今,當代法官,一邊為國家在“法治中國建設”的日益進步深感鼓舞,一邊也發現,我們這一代也程度不同地重復著與前人的同樣困境——社會轉型期下的矛盾疊加、沖突激化、失范失序、訴訟頻發。究其主要誘因,何嘗不是源于缺少培育法治精神的文化傳統?

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曾經指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源頭和本質不在于其工業化、不在于其制度,而在于其文化精神。這種精神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恪盡職守、遵法守約。今天,重諾守約、遵守法律已經逐步借由全球市場經濟的推行,成為現代法治中社會公眾一體信守的文化精神。而作為西方法律文化的對極,同樣高度發達的中華法系,則自古崇尚德治、禮治,由此確立的是基于等級身份關系而為裁判的倫理法秩序。在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法律思想指引下,從“禮義生而制法度”,“法令者,治之具”的總括,而至民事法律的“一準于禮”,刑事法律的 “引經決獄”等具體,自古因循的中華法系源遠流長,蔚為大觀。其明優和顯缺都緣發儒家法律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華民族的國家法度與禮義規矩一脈相承,“德化”的法令易于被民眾信任,便于政教治理,形成穩定的社會倫理秩序;于政治層面,外化為“內圣外王”的治世虛幻、拱衛皇權的過度尊崇;于社會層面,高度固化了社會身份格局的尊卑貴賤,極度壓抑了個性創造發展;至于法律自身發展層面,涉事人身份不同帶來的不同裁決結果,則導致了穩定性、公共性的缺失。然儒家思想生發于吾土吾民,合乎民族文化傳統和國民倫理情感,成就了中華法系的千年輝煌,盡管其核心缺陷造成自唐以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漫長停滯局面。

3.燭照歷史,映襯現在,探索未來

《呂氏春秋·察變》有言,“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在千年變局之中,曾經的中華法系制度典章漸成故紙,曾經的古人禮樂刑罰也消散無存,但這里仍舊是吾鄉吾土,內心情感、風俗文字,既有的歷史傳統,文化精神何時曾片刻遠離過?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當代法官的使命是雙重的。要尊重和領會民眾心目中自古久存的公平正義,司法審判“順人情,合人心”,燃亮燈火撿拾歷史傳統中我們遺落的法律智慧;要學習現代司法者所必須的嚴守法律、條分縷析的科學理性精神,司法審判要“明法理,合程序”,堅守公平正義,培育社會法治精神。

以現代法治精神灌注繼塑傳統法律文化,其實是全民族的事業。個體之生命有限、能力有限,當代法官何妨做一個荷擔者,肩挑紛繁訴訟,助益社會民生;何妨做一個燃燈者,燭照歷史傳統,探索法治未來。如此,對法官而言,實現“法治中國”就是司法審判一次又一次的接近或抵達中國民眾心中的公平正義。

二、“治尚寬大”的古代理念以何作為犧牲——晚清司法官吏沈家本的“經世致用”

1.“經世致用”的為官之道

燭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探索未來。晚清的司法官員雖已見識到了馬克斯·韋伯筆下的西方工業、科學系統和法治精神,開始了危機應對、文化反思甚至開始了新型法律體系的零星搭建。但在現實審判中,還是因循著中華法系的傳統,以“經世致用”的為官之道指引司法裁判。

1893年,近代法學大師沈家本外放天津知府。沈氏京城刑部三十年,“以律鳴時”。三年半的天津知府生涯,《清史稿》本傳中說他治世“治尚寬大”。他的《墓志銘》記載:“津俗極剽悍,喜械斗。前守持之嚴,風少斂。公履任,以寬大為治,群不逞之徒以為可欺也,聚百人哄于市。公飭役擒其魁四人,戮之,無復敢犯者”。津民鬧市案之處斷方式,既顯示了一代名吏的“老謀深算,曲突深心”,也映襯出那時干練有為的舊法統官員形象。

再舉一例,沈氏天津知府任內,重修了在1870年“天津教案”中被毀掉的望海樓教堂,民間對此眾說紛紜。適在此時,又查獲拐賣兒童案件。當年教案即緣起洋教士拐賣兒童之民間傳聞,激起民怒,生成民變,后雖經曾國藩、李鴻章的處斷勉強平息,但是物議人誹,曾國藩為此心情一直抑郁,竟至二年后辭世。面對涌動的民議,預感事態惡化的沈家本毫不猶豫,查清案情,立決人犯,迅速平息了民議。其時,此案人犯拐賣兒童因未用迷藥,有人提醒,依照《大清律例》不宜問斬。但他堅持認為,情況特殊,不宜“常例”論,還是議斬。以時局而論,沈家本在危局面前,審判,從重從嚴從快;為官,“用律能與時變通也”,當屬傳統法文化表獎的法官典范。為官之智、之能、之功畢見!然,之于成文法律之穩定、之效力、之威嚴則成今人重重地疑問。

2.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理念的裂痕之問

這起似要蕩起“天津教案”余波的案件,對于考察晚清天津的司法實踐具有標本意義。回放當時的社會背景,自1870年“天津教案”后,中國一直外辱不斷,內亂橫生,天津做為北京東門戶,海防前沿,其害尤甚。晚清政局的腐敗在將民眾推入絕地的同時,也把社會帶入了混亂無序。在那個社會失序的年代,如何“秩序以立,群情以安”,已是官吏們心中沉沉的“結”。

回到本案,令今人疑惑的是,面對有罪者之性命,難道沈老先生沒有基于堅守律法而生的矛盾?難道沒有基于尊重生命而生的抗爭嗎?但是,案子破了,鼎沸的輿情也來了,民變的危情隨時就要爆發了。如此境地,沈家本確實沒有別的更好選擇。為了平息民議,打破律令常例,通權達變化解危機,不僅為舊時律令所允許,也完全符合國家對官吏職責的要求。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危局之下,是堅守成文法典、法律體系遵從的公平正義?還是趨合社會時勢之現實穩定?一代宗師沈家本的決斷對現代法官定當會有很多啟示。面對歷史,我們再一次喟嘆,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司法理念的撕裂就這樣活生生地一次又一次展現在我們面前,一幕又一幕地展示著前人的抉擇、國人的傳統、時代的訴求,同時也在拷問著當代人的選擇。

三、“情、理、法”融合——民國法官的嘗試

1.“文而化之”,對聯里的傳統法律觀念

自古以來,司法活動中注重教化一直是中國司法的突出特點。一份優秀的古典判牘,不僅是糾紛解決方案,同時也是一次民間教化過程。要實現良好的社會治理,顯然要求審判活動不能與民眾的習俗倫理過分抵觸。舊時衙門懸掛的對聯鮮明了這一點:“莫尋仇,莫負氣,莫聽教唆,到此地費心費力費錢,就勝人終累己;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時世,做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難欺天。”

對聯前篇是對“訟則終兇”傳統法律觀念的現實詮釋,直白地道出舊時社會對司法訴訟的主流認知,并教化民眾學會道德約束、自我調節化解糾紛,卻絲毫不把民眾訴訟理解成為追尋正義公平的正當行為。后篇則告誡官吏在法律實施中與理、情融合,昭明了人情事理、時勢天然就是良好的傳統司法裁判必須考慮的因素。這一司法傳統的生命力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即使已經宣稱步入現代司法的民國法官,也在自然而然地因循著同一路徑,至于精準的事實描述、詳細的證據分析、嚴格的邏輯推演、恰當的法條銜接——這些本該屬于現代司法的基本元素卻并不見于法官的裁判文字之內。

2.民國推事們的悲憫情懷

據院史展覽記載,民國初期在天津的直隸高等審判廳董玉墀推事審理過一起交通事故傷人致死案:

民國三年(1914年)市民孫恩元之次子二慶,年甫十歲,本年五月十九日午后五[點]鐘。在北馬路玉樂茶園門首玩耍,三號電車由南向北行駛。二慶抓第一車后邊鐵柱蹬上鐵板,未穩摔下,即被后掛小車軋傷身死。

為懲治乘務員失職與相關人身賠償問題,天津地方審判廳進行了審理。

地方審判廳一審認定:孫二慶身死確系自己趕抓電車。以至墜落兩車中間身受重傷,與車行不慎撞人致斃者情形迥異。惟從寶善等在車執務。決不能毫無聞見。如孫二慶攀車之際預為攔阻,或見其墜落即時設法,庸或可以免肇禍釁,乃因疏于防范,竟至此孩因傷身死,玩忽注意,咎有難辭。

判決:除按律科從寶善等刑事外,并酌定撫恤金百元,由電車公司負擔。

(比利時)天津電車公司對原判撫恤金一部分聲明不服,理由是:孫二慶自己趕抓電車,以致墜落被軋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過失,公司已出葬埋費三十元。原判更令負擔撫恤費一百元。雖為數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頗難辦理。

二審認定:查孫二慶之被軋身死,雖由于自己之過失,然該車中之司機賣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現該賣票人從寶善等既各科以刑事,照該公司慣例,原有撫恤之辦法,孫二慶雖屬幼童尚無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豈僅一棺木費三十元足為撫恤之資耶?至謂撫恤費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頗難辦理。查人命至重豈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應從優議恤,以重生命面保公安。……。

判決: 原判著公司負擔撫恤金一百元并無過重之嫌。本廳以此認本案控告為無理由,故為判決如主文:本案控告駁回。

如此判決,可以非常清晰地推論,為了道德的正義性和實際情形的妥當性,法官在判決中運用社會公理、人情和道德去糾補法律的剛性。這樣的判決所表達的裁判思維,就是在法律適用中的“情、理、法”相融合的典型范例。

案件審理中,面對電車公司提出賠償款“雖為數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頗難辦理”不愿賠償的理由,董推事的駁斥非常抓人:“孫二慶雖屬幼童,尚無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豈僅一棺木費三十元即足為撫恤之資耶?至謂撫恤費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頗難辦理。查人命至重,豈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應從優議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

關注這份早已久遠的判決,我們概嘆判決中體現出的民國推事們的悲憫情懷,正是這樣的人文情結,決定了法律判決離不開對人情常理的考察,一份公正的判決不可能是純粹邏輯的推演結論,法律的適用也必須考慮人的情感體驗和理的服人服心。類似這樣的判詞,據何勤華教授點校的《華洋訴訟判決錄》記載,民國初期的天津,這樣的審判實踐中為數并不少。可見那個時代的司法實踐非常注重“情、理、法”的統一、融合,有時甚至放在了法的前面考慮。這種源自中國傳統司法文化“倫理型司法”,實質就是“法律與倫理(道德)之間的衡平”。

3.“律意雖遠,人情可推” 之辨

誠然,過分依賴民眾的感覺和情感因素,在法律與情理發生沖突,直接棄法律而就情理,追求所謂“律意雖遠,人情可推”,確有使司法失去中立性的危險;但試圖嚴格將司法與民眾的情感相區隔,讓法律與情理相去甚遠,會使民眾失去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仰。法律起源于糾紛,司法起源于解決糾紛,但是法律不可能成為解決所有糾紛的靈丹。做為法官,觀察我們每天進行庭審活動,有些矛盾糾紛依靠司法以外的力量加以解決或許更好,確如許章潤教授在《法學家的智慧》一書中的序言所云,“法律的答案常常在法律之外,即自法理而人情,由規則至人事,循世象而世道,于此在人世往彼在合一之境的輾轉推陳之中。”

留意我們經歷過的庭審,經常會是這樣的場面,當事人歷陳的不是煌煌法律而是引起糾紛的瑣細;不是錙銖必較的利爭,而是傾瀉滿懷不平則鳴的怨憤。面對這樣的場景,法官的智慧派上了用場,積淀深厚的生活經驗幫助他們游刃有余地進行著庭審活動。因為長期的庭審實踐,早已讓他們認知并自覺地實踐著這樣的司法理念:法律實踐活動不能遠離市民社會的情、理,不能離我們的日常感覺和生活感受太遠,這是避免司法審判與民眾感覺、感情沖突的良方。如此而為,判決和審判活動才能夠得到多數人的認同和尊重。反之,一味機械地“推演律意”,釋律適法,雖然糾紛也能得到合法解決,但不充分感知法庭里的當事人的思想、情緒、要求,不眷念社會的常識、常情、常理,結果必定是以當事人的情絕而終,致幾近斷裂的社會關系更加變型。

其實,法院判決的對象不是法官自己,更多的是不懂,或不精通法律的平民百姓。法官不能被法律的概念和理論所遮蔽,被法條的機械理解所限制,法官不能只站在審判者的角度看問題,更要學會換位思考,從當事人的角度來檢視自己的結論是否正當,是否經得起推敲。這一點,傳統與現代完全相通,難道不是嗎?

民國時期的這個案件早已進入塵封的歷史,雖然那個年代的司法審判與當代司法相較,于程序規范、于事實認定、于證據采信、于裁判理念、于說理表述差異甚大。甚至有些令今人疑惑(例如刑事民事程序混搭,事實細節多有概略,判決直接引入社會公義等等),但是判牘中所承繼的傳統司法文化倡導的法官要秉持忠肝義膽、體現善良之心,彰顯人間情義、主持社會公義的仁者精神、悲憫情懷,對于我們今日的司法實踐不無啟示意義。

四、尾聲:培育與對接——當代司法者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態度

1.緣起“庭審的儀式化”

院刊《審判視界》最近圍繞“庭審”展開討論,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庭審的儀式化。法官們持有兩種觀點,其中一種表示,在審理民商事類案件中,司法的威儀不是依靠法官居高臨下的姿態樹立,庭審的目的不在于宣示規則,在于查清案件事實、會通各方認同、妥善解決糾紛。故此開庭不必過度拘泥形式,庭審活動要適度考慮以當事人更能認同的方式進行。比如,家事類、鄰里類、熟人類的民事案件。

為什么當下法律(包括庭審儀式)在形式上已然趨向全球化的氛圍下,這種主張還依然頑強地與其相悖呢?背后是什么樣的力量使之如此呢?終究其故,內中原因就是法律文化(或者說傳統法律文化)對司法一直在直接或間接地顯現著深刻的影響,發散著巨大的文化能量。

2.傳統與現實之間,榫卯相連的司法實踐

一代宗師沈家本在他的《寄簃文存》中這樣論及司法之于文化的關系:“夫必熟審乎政教風俗之故,而又能通乎法理之原,虛其心,達其聰,損益而會通焉,庶幾不為悖且愚乎”。此言道出了司法對于法律文化(特別是在中國本土域內)的態度,司法要“熟審乎政教風俗之故”。意即,法官在司法過程中,不是一個將法律適用于案件事實,進行裁決的機械而純粹的過程。而是要觀照政教風俗,觀照法理之原,觀照在法律文化結構和社會風化下的主體生活需要、利益需要的社會實踐過程。其實,多數司法過程中,法官都是這樣的自覺實踐者。這些有經驗的法官往往會很靈活地在法律知識與社會經驗之間,在法意與民情之間進行著平衡與協調,巧妙而智慧地將法律規定和自己的生活經驗、社會常識、民間習俗有機糅合,一點一滴地通過自身的司法實踐,助益新法律文化的創生。

3.培育與對接,當代司法者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態度

還應看到法律文化之于司法過程,還是社會長期形成的法律觀、公正觀、司法觀作用持續不斷作用于司法,并不斷被深化的過程。在文化精神層面,關涉社會對現實法律運行的理解、主觀預期和接受等一系列人文元素。于是我們說,司法活動要引入社會人文關懷。一封法律文書雖說出自法官之手,卻流經當事人之心,關切當事人利害。因之當事人接受與否,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話題,甚至當事人是否心悅誠服地接受,也是不應回避的話題。這又一次地提醒,司法的過程,不可能是一場場純粹地邏輯推演,法律的適用必須考慮人的情感體驗和道理的服人服心。司法的過程就是將抽象的規則適用于豐富多彩的現實的過程,是一次將法意與情感互相作用的醇化過程。

當然一枚硬幣都存在兩面,以法律文化為由,過分依賴民眾的感覺和情感因素,強調司法的可接受性,確有使司法喪失中立性的危險,這是對司法權威和司法確定性的悖反和挑戰。而硬幣的另一面,那種好似“自動售貨機”式的法律適用理論,則會將司法活動帶進社會難以理解的死胡同。司法實踐要尊重并自覺地引入法律文化精神,發揮法律文化的教化之能,輔助法律暢滑于審判活動的全部過程,使司法變得有溫度起來,做到(傳統)法律文化和現實法律規范的無礙對流,實現司法與傳統的、現在的法律文化的榫卯對接。這就是我們認同的當代司法者之于傳統法律文化的態度。

(作者系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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