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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中國古代司法公正與不公
時間:2014-03-31 09:58:21    作者:王立民    來源:華東政法大學

中國古代也追求司法公正,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采取了相關措施。同時,中國古代又無法杜絕司法不公,其背后還存在深刻的原因。

中國古代在司法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論,并隨著實踐的發展,這一理論還與時俱進。早在西周時期,周公總結了夏、商時期運用的神權法思想及其“天罰”、“神判”制度所造成的司法不公的弊端,開始重視司法公正,明確提出“明德慎罰”思想。“慎罰”中已蘊含有公正的意思。同時,他還要求與司法無關的人員不要干預司法,以免造成司法不公,即“勿誤于庶獄”。先秦時期的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比前人更加重視司法公正問題,也有了新的論述。商鞅用“壹刑”來表達任何人犯了同樣的罪都要受到同樣的處罰,從而體現司法公正,即從適用法律的角度來表達司法公正。“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韓非則從刑無等級思想出發,強調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須不庇護權貴人士。“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到了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朝,唐太宗對司法公正有了新的理解,也有了進一步的論述。首先,唐太宗主張在立法上要為司法公正創造條件。他認為,法律內容應該保持統一,避免參差,否則司法官就有可乘之機,并破壞司法公正。他說:法律“不可一罪作數種條”,以免“毋使互文”,否則奸吏就會乘機破壞司法公正,即“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其次,唐太宗要求司法官要大公無私,不可庇護自己的親族和權貴人士,保證司法公正。即他所說的“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對于那些貪贓枉法的司法官,他堅決主張“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最后,唐太宗主張建立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司法制度,特別是對那些犯有重罪的死、流刑者。他把這一思想付諸實踐,規定對犯流刑者,“宜令所司具錄奏聞”;對于那些判有死刑者,在行刑前還要經過“三復奏”或“五復奏”。唐太宗的這些思想被唐朝以后的封建執政者所借鑒。

中國古代不僅有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論,還進行了相關實踐,采取了一些措施。這些措施都針對司法官,并從不同側面有利于司法公正。第一,法律素質措施。司法是司法官的一種活動,他的法律素質對司法公正影響很大,只有當司法官具有了法律素質以后,司法才有可能公正。早在先秦時期,就已重視選用具有法律知識的人員來任官。商鞅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小就學習法律,自幼“好刑名法術之學”,后來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變法,同時掌握有司法權。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得知趙高“通于獄法”,便任命他“為中東府令”。到了唐朝,科舉制度成熟化了,還專門設置了明法科,選任司法官員。同時,還在當時的高等學府“國子監”中設立“律學”專業,專門培養“律學士”,以充任司法官隊伍。到了明、清兩朝,《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規定包括司法官在內的官吏都要學法、懂法,違反這一規定者還要受到處罰。《大明律》規定:“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內遞降敘用。”《大清律例》的規定與其基本一致。這些都迫使司法官努力學法,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質。

第二,法律責任措施。中國古代還通過設定一定的法律責任來規范司法官的行為,保證司法公正。違犯這一責任的司法官將會受到嚴厲制裁。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有“五過”的規定。司法官因為依仗權勢、私報恩怨、受家室影響、收受賄賂、接受請求等原因而造成司法不公的,都要受到反坐的處罰。即“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秦朝對司法官的法律責任做了新的規定,對司法不公的司法官要按“失刑”、“不直”、“縱囚”情況加以處罰。其中,“失刑”是司法官由于過失原因而用刑畸輕畸重的不公行為;“不直”是司法官由于故意原因而用刑畸輕畸重的不公行為;“縱囚”則是司法官故意將有罪之人判為無罪的不公行為。犯有這三種情況的司法官都要被罰,其中的“不直”者要被罰修筑長城等勞役。唐朝頒布的《唐律》對司法官的法律責任作了較為完善的規定,其中的突出之點是對“出入人罪”的規定。如果司法官因為故意、過失的原因而判案失錯,造成了“出人罪”或“入人罪”的結果,都要被追究刑事責任,基本原則是“反坐”。唐律的這一規定被后世封建朝代所沿用。

第三,法律監察措施。中國長期設置監察機關和人員,使用監察手段來監督各級官吏,促使他們保持清廉,包括司法官的公正司法。在秦朝,已設御史大夫來行監察之職,而且地位崇高,列入“三公”之一,與丞相、太尉齊位。從此,中國古代的監察機關便久用不衰。隋、唐、宋等朝代都設有御史臺,明、清兩朝代則設有都察院。這些監察機關、人員的監察范圍中都包括司法公正在內的司法行為。御史臺的職責之一就是“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糾視刑獄,肅整朝儀”。都察院也不例外,也有類似的職能。即“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那時,司法官的司法活動都在監察機關的監督之下,出現了司法不公行為還要被追究刑事責任。這給司法官以很大的壓力,促使他們司法公正。

中國古代的這三大措施齊頭并進,造就了許多司法公正的司法官,有些維護司法公正的事跡至今仍是佳話。漢朝的張釋之、唐朝的狄仁杰、宋朝的包拯等人都是如此,特別是其中的張釋之,他為了司法公正而不惜得罪皇帝,精神可嘉。那還是在西漢時,漢文帝的車駕經過中渭橋時,馬被從橋下跑出來的一個外縣人驚嚇。于是,漢文帝就命騎兵拘捕他,還把他交給時任廷尉的張釋之審判。在庭審中,張釋之了解了案情,得知這個外縣人只是在橋下躲避車駕而誤以為車駕已離開,從橋下跑出,無意之中驚動了馬匹。根據漢朝的法律,這種行為只能算是“犯蹕”,用的處罰是“罰金”。可是漢文帝對這一擬定結果不滿意,認為處罰太輕。張釋之便與漢文帝論法,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如果對他加重處罰,就會“法不信于民也。”最后,漢文帝思考了許久,終于認同了張釋之的判決,此案得到了公正審判。中國古代司法公正的案例還有不少。這些司法官為維護百姓的合法權益,保持一方平安,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當然,中國古代也有一些司法不公、違法司法的司法官以身試法,因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唐朝的酷吏周興、來俊臣就是如此。他們在武則天執政時期(公元684705年),違法司法,造成大量的司法不公,即“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前后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可謂罪惡滔天。最后,他們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受到法律的嚴懲,都被處以死刑。“周興、來俊臣等誅死”。其他朝代也都有司法不公的司法官和司法現象存在。

盡管中國古代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措施,但未能杜絕司法不公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個。首先,制度原因。中國古代實行的是專制制度,君主掌握著國家的一切最高權力,包括司法權。在這種制度之下,君主的司法權得不到有效制約,其個人意志往往會凌駕于司法之上,造成司法不公。隋朝的兩個皇帝都是如此。他們都因個人的好惡而不依法司法,造成司法不公。隋文帝晚年既信佛又信鬼,即“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在用刑方面,他就喜怒無常,不再依律辦案,司法不公不可避免。“仁壽中,用法益峻,(隋文)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隋煬帝用刑更為肆無忌憚。他“以盜賊不息,乃益肄淫刑”,司法不公因此而不足為奇。就是一些開明君主也難免司法不公。唐太宗可以營造“貞觀之治”,但也沒能逃脫司法不公。就在貞觀年間,他錯殺過大理丞張蘊古和刑部尚書張亮。張蘊古受唐太宗之命,在受理李好德案時,發現他“有風疾”,所以“言涉妖妄”。于是,便匯報唐太宗,認為“法不當坐”,唐太宗表示同意,“許將寬宥”。可是,張蘊古竟把唐太宗的旨意密告李好德,還與他賭博。案發后“太宗大怒,令斬于東市”。然而,張蘊古罪不當死,唐太宗“既而悔之”。張亮任刑部尚書時,被控告“謀反”,盡管殿中少監李道裕持不同觀點,認為“反形未具,明其無罪”,但唐太宗還是錯殺了他。事后,他也追悔莫及。可見,專制制度決定了中國古代不能避免司法不公。

其次,腐敗原因。中國古代也存在司法腐敗。司法官因為腐敗原因,不能依法辦案,造成司法不公。其中,貪贓枉法而造成司法不公的案例最為觸目驚心。這里以唐朝的兩則為例。一則是張延賞的貪贓枉法案。他在任唐節度使兼度支時,受理了一起重大案件并發現其中有冤曲,涉及到一些無辜者,于是便告誡具體辦案人員在10日內盡快查明,準備結案。然而,就在第二天,他便在自己案前發現一張小帖子,上面寫著“送錢三萬貫,請求不要再追查此案。”張延賞十分生氣,命屬下盡快查案。第三天,他還是發現有帖子,上面寫了“送錢五萬貫”,仍然很生氣,再令速速查案。哪知到了第四天還是有帖子,上面的數字變成了“錢十萬貫”。此時的張延賞不再生氣了,認為:“錢十萬貫,可以通神啦。”于是,此案停止追究,不了了之。司法公正受到褻瀆,無辜者蒙受冤枉。另一則也是涉及到一個唐朝的司法官。當年的洛陽城有名為王可久的大商人,因故在外地轉賣貨物時,把錢財盡丟,暫時無法回洛陽。其妻十分著急,向算命先生楊乾夫卜卦。想不到此人見王妻美貌,起了歹心。他不僅告知王妻,王可久在劫難逃,不會再回洛陽,還托媒人向王妻說親,并取得成功。哪知第二年,王可久歷經艱險,終于回到洛陽。當得知楊乾夫奪妻之后,便到官府告狀。楊乾夫自知理虧,便大肆向辦案司法官行賄。結果這個司法官竟罔顧事實,反而判王可久有罪。他吞不下這個冤曲,再次起訴,又被這個貪贓枉法的司法官以誣告罪論處。司法公正在這個罪惡的司法官手中破滅了。可見,腐敗是造成中國古代司法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后,其他原因。在中國古代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也造成了司法不公。這些原因包括了濫用刑訊、軍人枉法等。中國古代司法官辦案,主要不是依靠證據,而是依照口供。為了取得口供,他們會不惜濫用刑訊。然而,這往往使被訊人無法忍受因刑訊而帶來的痛苦,自誣有罪,釀成冤案,司法公正也就成了泡影。北宋的時候,太平州有個嫂子與小叔子一起外出辦事,半路遇到大雨,便到路邊的古廟避雨。這時的廟里已有幾個人在飲酒,他們拖住這位小叔子一起喝酒。他不勝酒力,倒下先睡了。當他醒來時,發現身邊有一具無頭尸體,穿著嫂子的衣服。司法官審理此案時濫用刑訊,小叔子忍受不了痛楚,自認因強奸而殺了自己的嫂子,于是判其死刑,不久便斬首了。想不到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該嫂子的丈夫無意間在一個戲班子里發現了自己的妻子,可那個小叔子早已成了屈死鬼。另外,中國古代在一些割據混亂期間,軍人當政,掌握了司法權。他們不懂法律,也不依法辦案,造成冤獄,破壞司法公正。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國時期就是如此。那時的軍人把持衙門,控制了司法權。他們在辦案中,“視人命如草芥”,草菅人命不為鮮見,造成的冤案、錯案“不可勝數”。

以上這些原因從不同側面危害了司法公正,以致中國古代的司法不公有了生存的土壤,無法加以禁絕。

中國古代的司法公正與不公已成煙云,遠離今天的現實,但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仍值得深思,甚至為今天維護、追求司法公正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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