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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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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玉案”審判紀實
時間:2017-09-11 15:40:31    作者: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 萬曉巖    來源:《中國審判》雜志

2017年7月19日上午,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座無虛席,備受關注的“徐玉玉被電信詐騙一案”(以下簡稱“徐玉玉案”)在這里公開宣判。

法院以詐騙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被告人陳文輝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鄭金鋒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十萬元;被告人黃進春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被告人熊超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陳寶生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被告人鄭賢聰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陳福地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同時,責令各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賠詐騙款項。

隨著法槌落定,這起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電信詐騙案,一審終于畫上了句號。

回顧

2016年6月,山東省臨沂市高三女生徐玉玉參加了高考。這個家境并不寬裕的姑娘憑借勤奮刻苦的學習,最終取得了568分的成績,比山東省高考一本錄取分數線還要高出30分。不久后,南京郵電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到了徐玉玉家,全家人喜憂參半,既為徐玉玉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而高興,也為上萬元的學費感到發愁。

因家境貧困,2014和2015年,徐玉玉都曾接受過臨沂市羅莊區教育體育局(以下簡稱“區教體局”)發放的助學金。2016年8月16日,區教體局通知她可以參加“泛海助學山東行動”,領取資助。于是,8月17日,徐玉玉和父親徐連彬便去區教體局填報了相關材料,準備申請貧困生助學金。

就在徐玉玉一家人為大學學費松了一口氣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接下來卻遭遇了突生的變故,甚至可以說是一場“災難”。8月19日下午4點30分左右,徐玉玉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對方聲稱有一筆2600元助學金要發放給她。這個電話恰好與教育部門發放助學金通知的消息連接緊密,徐玉玉便沒有任何懷疑。對方聲稱,要她將學費先打入某賬號,之后再連同助學金一并返還給她。徐玉玉即刻按照對方要求,將準備好的學費9900元一次性打入了對方提供的賬號……發現被騙后,徐玉玉萬分難過,當晚就和家人去派出所報了案。在回家的路上,徐玉玉突然暈厥,不省人事,雖經醫院全力搶救,但仍沒能挽回她18歲的生命。

案發后,公安機關成立了專案組,很快鎖定了犯罪嫌疑人陳文輝等7人。其中,陳福地、鄭金鋒、黃進春已被抓獲。2016年8月26日,公安部發布A級通緝令,緝拿在逃的陳文輝、熊超、鄭賢聰3人。8月28日,上述三人相繼落網。10月29日,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陳寶生落網。

一個花季少女,成績優異的準大學生,家境困難,好容易東拼西湊地準備了學費,卻被騙子詐騙一空。心情極度難過的徐玉玉突發心源性休克而死亡,引發了社會公眾深深的惋惜和同情,一時間該案成為輿論熱點。網民要求嚴懲詐騙犯,還被害人一個公道,同時國家在法律層面上嚴加管控,以鏟除電信詐騙這個社會危害極大的毒瘤。

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最大的亮點在于對刑法打擊該類犯罪的抽象化法條進行了具體化—明確和細化了打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和法律適用標準,為司法精準打擊該類犯罪提供了法律基礎。

審判

2017年4月20日,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官方微博上,發布了一條“被告人陳文輝等詐騙、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立案受理的消息。當日,臨沂中院即確定了由3名資深法官組成合議庭,并向7名被告人送達了起訴書副本,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法院為部分家庭困難的被告人指定了辯護人,被害人親屬也委托了訴訟代理人。隨即臨沂中院安排訴訟代理人及辯護人在庭前查閱、摘抄、復制了卷宗材料,以保證在庭審中其能充分行使陳述、質證、發表辯護、代理意見等權利。

5月9日,該案的庭前會議召開,會議全程錄音錄像。合議庭就案件管轄、申請回避、公開審理、無罪或罪輕證據的調取、出庭證人名單及其他與審判有關的程序問題了解了情況,聽取了意見。同時,法院還組織控辯雙方進行了庭前證據展示,聽取了雙方對證據和指控事實的意見,明確了庭審的重點,從而為庭審的順利進行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6月27日,“徐玉玉案”在臨沂中院第一審判庭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親屬,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多家媒體,部分學生代表,各界群眾等三十余人參加了旁聽。

上午9時,臨沂中院副院長徐映波作為本案審判長宣布開庭。合議庭在審判長主持下,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進行了法庭調查。公訴人、辯護人分別對被告人陳文輝、鄭金鋒、黃進春、熊超、陳寶生、鄭賢聰、陳福地進行了訊問或者發問,各被告人分別進行了陳述。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公訴人當庭出示了系列相關證據,法庭還根據辯護人及公訴人的申請,依法通知鑒定人和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徐玉玉死亡原因分析意見書》作出解釋和說明意見。隨著法庭調查的不斷深入,合議庭對控辯雙方提交的證據進行了逐一質證,并對雙方辯論的焦點問題進行了確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也逐漸露出水面—

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間,被告人陳文輝、鄭金鋒、黃進春、熊超、陳寶生、鄭賢聰、陳福地等人交叉結伙,通過網絡購買學生信息和公民購房信息,分別在江西省九江市和新余市、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海南省海口市等地,租賃房屋作為詐騙場所,冒充教育局、財政局、房產局的工作人員,以發放貧困學生助學金、購房補貼為名,以高考學生為主要詐騙對象,撥打詐騙電話,騙取他人錢款。據統計,被告人共撥打詐騙電話累計2.3萬余次,騙取他人錢款共計人民幣56萬余元,期間造成了被害人徐玉玉的死亡。

其中,被告人陳文輝在九江市、新余市組織實施詐騙犯罪,撥打詐騙電話1.3萬余次,騙得錢款共計31萬余元;在詐騙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過程中,系造成徐玉玉死亡的罪責最為嚴重的主犯。被告人鄭金鋒在欽州市、海口市組織實施詐騙犯罪,并為陳文輝等人在九江市、新余市實施詐騙時轉移贓款,撥打詐騙電話2.3萬余次,詐騙金額共計54萬余元;在詐騙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過程中,鄭金鋒根據分工,幫助轉移贓款,作用相對小于陳文輝。被告人黃進春參與九江市、新余市、欽州市的詐騙犯罪,撥打詐騙電話1.1萬余次,騙得錢款22萬余元。被告人熊超參與欽州市的詐騙犯罪,撥打詐騙電話1.1萬余次,騙得錢款22萬余元,并幫助陳文輝等人在九江市轉移詐騙贓款;在詐騙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過程中起次要作用。被告人陳寶生參與九江市、新余市的詐騙犯罪,撥打詐騙電話1.1萬余次,騙得錢款27萬余元。被告人鄭賢聰參與九江市的詐騙犯罪,撥打詐騙電話2000余次,詐騙金額8萬余元;在詐騙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過程中起次要作用。被告人陳福地詐騙金額8萬余元,在詐騙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過程中起次要作用。

2016年6月至8月,被告人陳文輝為實施電信詐騙犯罪,通過騰訊QQ、支付寶等工具,從杜天禹(另案處理)處購買非法獲取的山東省高考學生信息10萬余條。

對上述事實,陳文輝的辯護人提出,被害人徐玉玉死亡后,未經過法醫學尸體檢驗、病理組織學檢查及毒物檢驗,僅憑其死亡前的醫院搶救病歷分析得出的死亡原因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不能證實徐玉玉的死亡與陳文輝的詐騙行為存有必然或者直接的因果關系;即便存有因果關系,徐玉玉的死亡也屬多因一果,不能讓陳文輝對徐玉玉的死亡后果承擔全部責任。且陳文輝主動投案,構成自首。其購買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主觀惡性較小。

經查,被害人徐玉玉被騙取近萬元學費,后在報警返回的途中因突發心源性休克而被及時送往醫院搶救,終因搶救無效死亡。高考體檢表及相關證人證言證實,徐玉玉平時身體狀況良好,沒有發現其他疾病,無家族遺傳病史。徐玉玉的醫院搶救病歷中亦未記載發現徐玉玉有其他先天或者已經患有某些特別嚴重的病情,此亦證明,徐玉玉在被騙之前,并無足以危及生命的健康隱患。徐玉玉的死亡原因分析意見書證實,可以排除徐玉玉因機械性損傷、機械性窒息、電擊及高低溫損傷、中毒、腦源性疾病、正常的心臟疾病所導致的死亡。

徐玉玉在被騙后出現憂傷、焦慮、情緒壓抑等不良精神和心理因素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心源性休克而直接導致死亡,也可能引起潛在的極為罕見的心臟病發作,進而導致死亡。對此,應辯護人和公訴機關的申請,鑒定人出庭作出了解釋,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進行了說明,均認為徐玉玉在被騙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發生了病歷中記載的情況,體現了極強的關聯性,其死亡結果的發生和其被騙事件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法院予以確認。故陳文輝依法應對徐玉玉的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關于自首問題,經查,被害人徐玉玉因遭詐騙而造成死亡的事件被新聞媒體廣泛報道后,陳文輝主動到當地公安機關投案。但其在接受公安機關訊問時,除供述詐騙徐玉玉的事實外,避重就輕,僅供述詐騙數額一萬余元,且作為九江市、新余市詐騙共同犯罪的糾集者,未交待其余多名同案犯,屬于未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亦未對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事實如實供述。依照相關法律規定,其行為不構成自首。

關于購買個人信息問題,經查,被告人陳文輝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購買高考學生個人信息共計達10萬余條,情節特別嚴重;其將所購買的公民個人信息用于詐騙犯罪活動,嚴重侵犯公民信息安全和財產安全,社會危害性大,影響惡劣,主觀惡性較深。該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納。

結合案件事實和其他辯護人的意見,法院認定被告人陳寶生、鄭賢聰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當庭亦對其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符合自首的構成要件,認定為自首。熊超、陳寶生、鄭賢聰、陳福地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認定為從犯。

臨沂中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陳文輝、鄭金鋒、黃進春、熊超、陳寶生、鄭賢聰、陳福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成電信詐騙犯罪團伙,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通過撥打電話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各被告人行為均構成詐騙罪。被告人陳文輝還以非法方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其行為還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陳文輝一人犯數罪,應依法數罪并罰。根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宣判后,陳文輝、黃進春、陳寶生提出上訴。

思考

接到這份判決,距2016年8月19日徐玉玉接到的那個“奪命電話”,差一個月就是一周年。這一年,可愛的姑娘徐玉玉原本應該在大學里學習,可如今,她的父母只能到她的墳前,告訴她壞人被嚴懲的消息,以告慰女兒的在天之靈……

就在“徐玉玉案”審理期間,另一起案件正在引發大規模的輿論熱潮,即“于歡案”。民眾對司法的關注度、對公平正義的期望達到空前程度,司法活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人民日報》以《辱母殺人案:法律如何回應倫理困局》為題發表評論,指出對于判決是否合理的檢視,顯示出在法律調節之下的行為和在倫理要求之下的行為或許會存在的沖突,顯示出法的道理與人心常情之間可能會出現的罅隙。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看,回應好人心的訴求,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相比“于歡案”的輿論狂潮,“徐玉玉案”的輿論要顯得“平靜一些”。公眾對電信詐騙這一危害性極大的犯罪,無一例外地表達了痛恨,出于對徐玉玉的惋惜同情,對犯罪分子大多要求嚴懲。法院在公開審判活動信息的基礎上,對該案的判決及時進行了判后答疑,以案釋法,為公眾上了一堂生動的法制課。由此,公眾輿論由單純的義憤轉為對案件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爭論和探討,這無疑對提高公眾法律意識有積極的意義。

當前,司法活動已經置于陽光之下,置于公共輿論的視野,這就需要我們更多地正視這些人心經驗,從而把握好邏輯與經驗的關系、條文與人情的關系、法律與倫理的關系,在保持獨立公正的同時,也要接受輿論監督,經得起法治和民意的考量。

隨著信息化的加速進程,各種網絡電信犯罪層出不窮,不斷更新,多為團伙作案,呈現典型的集團化、專業化特征,且手段智能,打擊難度大,給相對滯后的法律約束以嚴峻的考驗。

徐玉玉花季年華,遭此不幸,令人扼腕痛惜。縱觀7名被告人,最大者36歲,最小的只有20歲。主犯陳文輝,還不滿23周歲,正當求學或創業黃金年華的他,卻身陷囹圄,為自己無視法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何以跌進犯罪的深淵,我們不得而知,但觸犯了法律,就會受到懲罰。相比起嚴厲的刑罰,或許,一種良好的社會關系、規范的社會秩序、良善的人文素養,更能有效地減少犯罪,促進社會的健康運轉。這些,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其中,司法活動便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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